1947年的一天，在香港监狱的监房内，一名中年男子被押了进来。此人胡茬丛生，眼睛里布满血丝。他身上那件西装已经皱成一团，领口松垮地耷拉着。这个样子，与几年前南京官场上那个意气风发的金融大员相比，已是判若两人。此人名叫徐继庄，是邮政储金汇业局的前任局长。
邮政储金汇业局，是当时国民政府“四行二局”金融体系中的核心机构之一。所谓“二局”，即邮政储金汇业局与中央信托局，这两单位掌管着全国储户的存款与汇兑业务。徐继庄被捕的罪名，是侵吞公款，公诉起诉金额高达法币二十八亿元。
这个消息传回南京后，朝野一片哗然。
紧接着发生的事，比贪污案本身更让人震惊。在其他落马高官惯常喊冤的时候，徐继庄没有为自己辩白一句。他当着在场众人的面，吼出了一句话。这句话震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，也炸开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悬念。
他吼道：“我有今天，都是蒋介石逼的。”
这一句话，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国民政府的最高领袖。这位曾经掌管过国家钱袋子的金融巨贪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？他与蒋介石之间，到底藏着多深的仇怨？这些疑问的答案，需要从二十年前说起。
1928年春天，安徽蚌埠。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，走进了中央银行蚌埠分行的红砖小楼。楼里的老职员们远远地打量着他，只见他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布衣长衫，脚上踩着一双沾满尘土的布鞋。众人嘴上没说什么，心里却已经有了判断：这个人多半是个穷关系户，被人托了人情安排进来做个小职员罢了。
等这个年轻人做完自我介绍，办公室里立刻安静了下来。他不是来跑腿打杂的。他叫徐继庄，是新到任的经理。
没过多久，他的家底就被好事者打探清楚了。徐继庄是浙江宁波镇海人，他的父亲名叫徐青甫，曾经担任浙江省财政厅厅长。这个厅长头衔说起来不算特别显赫，而徐青甫还有一重更重要的身份——他曾经在浙江武备学堂任教，和蒋介石有过师生之谊。
徐继庄上任中央银行蚌埠分行经理，凭借的是其父与蒋介石的这一层渊源。这个年轻人很快便让那些等着看笑话的老职员们不再存有轻视之心。
他把蚌埠分行管理得秩序井然，业务兴盛，而且从不参与同僚间流行的喝花酒和打麻将。他随身携带着一箱古书，公余时间就把自己关在宿舍里，正襟危坐，读到旁人不敢来打扰。
还有一件事，更让人震动，这件事发生在他此前的岗位上。
在调任蚌埠之前，徐继庄曾经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经理处担任科长。一天，一名属员敲门进来，向他汇报一笔公款的处置事宜。原来，有一笔数额很大的公款存在江苏银行，因为利息不断滚动，结余出了十二万银元。这笔钱，按照惯例向来是主事官员的“自留地”，属员前来汇报，不过是走个过场。
听完汇报之后，徐继庄连眼皮都没抬。他只说了一句：“公款产生的利息，自然要记入公账。这有什么好问的？”
元股证券:ygzq.hk十二万银元，在1928年是一笔天文数字。这笔钱足够在当时南京最繁华的地段买下一整条街的房产。徐继庄就这样轻描淡写地断了所有人的财路，也为自己立下了一个理想主义者最清高的标杆。
蚌埠这一任结束之后，徐继庄因为业绩出色被调往南京任职。在这里，他遇到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人——宋子文。
宋子文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，他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出身的洋派人物。他欣赏徐继庄的才干，徐继庄则仰慕宋子文的学识与气度。两人迅速走到了一起，徐继庄成了宋子文的头号心腹。
他开始全盘模仿宋子文的做派：穿定制西装，喝进口咖啡，说话时还会夹带几个英文单词。在孔祥熙与宋子文两大派系围绕“钱袋子”展开的争夺中，徐继庄公开站到了“宋派”这一边。他甚至在公开场合学着宋子文的口头禅，毫不避讳地嘲讽孔祥熙：“他？他能做什么？”
孔祥熙是什么人？他是宋子文的姐夫，是蒋介石的连襟，更是政坛上一只老谋深算的狐狸。徐继庄，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，就这样当众打了他的脸。这种傲慢的态度，为日后那场灭顶之灾埋下了最致命的祸根。
1934年7月，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总经理郭外峰病故。蒋介石本想让徐青甫来接任，徐青甫却以年老为由坚决推辞，转而推荐了自己的儿子。徐继庄由此走马上任，在而立之年便执掌了一家重要的国家银行。
上任之后不久，他便做了一件大事。
1935年春天，徐继庄认为银行原来的名称格局太小，便绕过顶头上司孔祥熙，直接向蒋介石打了一份报告，申请把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更名为“中国农民银行”。蒋介石批准了这份报告。1935年4月，银行正式更名，总行由汉口迁至南京。同年6月，国民政府公布了《中国农民银行条例》。
这一次越级上报，让孔祥熙颜面扫地。更名之后的中国农民银行，与中央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并列，成为“四行二局”体系中的“四行”之一，地位直逼孔祥熙所掌控的中央银行。
孔祥熙随后的反击，来得又快又狠。
1936年，孔祥熙向蒋介石告了一状，理由是徐继庄破坏了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，影响了与英国的借款谈判。孔祥熙利用自己在国外报刊发表的文章，称法币改革若要成功，必须停止农民银行发行货币的权利，而这必须由农民银行总经理徐继庄辞职方可实现。
法币改革是蒋介石当时最看重的“国家大局”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在权衡之后，蒋介石为了法币改革的成功，要求徐继庄辞职。接替徐继庄位置的，是叶琢堂。
1936年，徐继庄被免去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的职务。他没有犯什么大错，却丢了所有实权。孔祥熙的这一击，精准地打在了蒋介石最在乎的痛处上。
徐继庄被免去实职之后，孔祥熙给他安排了一个虚职。他挂了个名，却无人理睬。曾经的金融新星，一夜之间变成了无人问津的角色。1937年，徐继庄改任香港邮汇局副局长。这段赋闲的岁月，是徐继庄人生的分水岭。
他身上那件布衣长衫早已不知道丢在了哪里，那个正襟危坐读古书的青年也恍如隔世。屈辱感日复一日地折磨着他，他的自尊被一点一点地削去。他反复想着一件事：自己曾经拒绝过英国德纳罗公司送上门的大额贿赂，也曾经在银行系统里拒绝任用自家的亲戚。这些他引以为傲的操守，到头来竟然一文不值。
在无数个睡不着觉的深夜之后，徐继庄得出了一个结论：在这个肮脏的体制里，当清官是没有用的。既然当不了清官，那自己就要当最贪的那一个。既然他们毁了自己的信仰，那自己就用他们最擅长的方式，把这个体制欠下的一切连本带利地夺回来。
就这样，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在赋闲的岁月中彻底死去了。
机会在抗战期间降临了。1942年，徐继庄被重新启用，出任邮政储金汇业局局长，从香港奉命调到陪都重庆。战争结束、回到南京之后，他再无顾忌。
他利用战后的混乱局面，疯狂挪用储户的存款，倒卖黄金、美钞，还大量囤积盘尼西林等紧俏药品。他动用了邮汇局上百万美元的公款，在市场上翻云覆雨。他还与人合伙走私美国物资。
他的私生活也在同一时间走向糜烂。他在南京城同时纳了三房小妾，其中最受宠爱的是五姨太王白梅。此人原来是上海百乐门舞厅的红舞女。
这个时候的徐继庄，已经活成了他年轻时最鄙视的那种人。他做的这一切，既是疯狂的敛财，也是用一种畸形的方式，向那个曾经碾碎他的体制展开最后的报复。
1947年秋天，蒋介石得知走私案的详情之后，勃然大怒，亲自下令对徐继庄实施逮捕。执行逮捕命令的人还没动身，风声就已经走漏了。
与徐继庄交好的戚再玉，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第六大队大队长。他提前得到了消息，不但向徐继庄通风报信，还把他临时藏在自己的寓所里，并为他安排了逃亡的路线。
1947年10月，在上海码头。一对平民装扮的男女匆匆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。他们挤在气味复杂的三等舱里，混迹于贩夫走卒之间。这对男女，正是曾经的金融巨头徐继庄，和他最宠爱的偏室王白梅。
来到香港之后，徐继庄本以为能够隐匿于人海之中。王白梅却过惯了上海的奢靡生活，在香港依旧常去高档酒店喝咖啡，不久便暴露了行踪。港英当局循迹找了过来，将他逮捕，关押在香港监狱中。
此后，香港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毛人凤亲自呈报案件的进展，请蒋介石命令外交、司法两部进行配合，以便早日将徐继庄引渡归案。
引渡程序在一步步地推进。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徐继庄大势已去的时候，一个转折发生了。
徐继庄变卖了自己多年积攒的海外资产，凑出了巨额资金。他用这笔钱请来了香港最顶级的律师团队，还疏通了港英政府高层的关节。在金钱的强力运作之下，港英当局最终驳回了国民政府的引渡请求。
1949年1月28日，香港最高法院作出最终判决，徐继庄引渡案不成立，被当庭释放。
一张本该疏而不漏的天网，在真金白银面前变成了一张废纸。
引渡被驳回之后，徐继庄带着王白梅和剩余的财产，彻底消失在了历史舞台上。有传言说，他最后去了南美，在某个不知名的小国了此残生。也有传言说，他在香港某处深居简出，隐姓埋名地活了很多年。这些说法都只是传闻，没有确切的记载。
徐继庄把自己的堕落归咎于蒋介石融资融券市场信息网，归咎于那个肮脏的权力游戏。他自己终究也选择了成为他最鄙视的人，用最疯狂的方式，向命运要了一笔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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